中医从几乎被西医边缘化的危险境地，到跃升为全球另类医疗的主力，我们绝对不能错过这段中医奋斗的历史经验。

综观世界，有哪一门传统医疗在经历了科学霸权年代，能够存活下来，甚至贡献自身回馈给主流医学呢？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这些经验将迫使我们重新反省科学的普世性。

 

直到清朝覆亡前，主导西医的是外籍传教士，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医学并不是晚清改革运动的重点。如同史学家李经纬指出的，晚清的改革人士不认为医学是西方成就富强的要素。

由于没有得到领导阶层的重视，在数以千计前往海外接受西方教育的学生当中，最终只有少数人选择学医。也因此，虽然现代化派与保守派曾就改革中国的许多面向进行激辩，在20 世纪之前，却不曾就医学的议题进行公共辩论。中国对于西医的轻视与缺乏兴趣──尽管此时许多华人已亲身受益于传教士的外科手术──与日本的发展形成强烈对比。

直到满洲鼠疫平息后，东三省总督锡良才终于在 1911 年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中，公开做出以下这段决定性的陈述：「医学与各科学并重，医术共文化具新，并辔以驰，斯臻美备。物质科学既为敝国所不可少，各国明哲所发明之最新最精之医理，吾民又焉可阙焉不讲？」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日本以解剖学而开启对于西方科学的兴趣，中国采纳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医学却是落后的领域。因为清代精英对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学的重视，远早于他们对于西医的重视。最重要的是，中国人之所以那么晚才采行西医，不是因为他们体验西医疗效的机会比日本人少，而是因为他们很晚才看出医学与他们急切追求的「富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

满洲鼠疫让清廷学到的一课，就是现代医学在捍卫国家主权上扮演着至关紧要的角色。至此，中国人才认知到医学与国家大政密切相关。

满洲鼠疫深远地改变了伍连德与同世代华人西医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在疫情中他们发展出了一个在中国推展现代医学的新愿景。

根据伍连德的自述，满洲鼠疫爆发前，他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生活「不是太令人振奋」。当时，他提议成立一所示范军医院，结果清廷回复指称「吾国军民亦多不赞成西医」。满洲鼠疫为他提供了一个迫切需要的机会。

疫情平息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于次年设置了北满防疫处，由伍连德担任总医官。这个机构由外务部直接管辖，而且在1929年之前，其运作所需的经费都来自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此处的教训很清楚：如果要获得国家的支持，就应该要努力强调现代医疗关乎国家大政，可以协助保护国家主权。

在新发展的鼓舞下，伍连德及其同僚开始为华人西医师筹组一个专业协会。由于此前改革派人士并未意识到医学与国家未来的关联，导致很少留学生选择习医。在1905—1906年时期，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约有 8000人，但其中主修医学的不到100人。留学生们之所以对于医学教育兴趣缺缺，是两股力量共同造成的结果。

第一，由于医学在传统中国地位低落，仕绅家族不会鼓励子孙习医，尽管「儒医」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已逐渐上升。

第二，由于中国政府不认为医学是西方「富强」的秘诀之一，因此既没有为医学生设置奖学金，也没有提供仕途出路。甲午战败后，晚清政府虽再度大举派遣学生到海外留学，目标却是提倡「实学」，而且其定义一直都是「农、工、商、矿」。这个现象是政府政策引领的结果，源于一个常识性的见解：医学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领域。

中国的西医师虽然不多，却在 20 世纪初成立了两个协会。留日的中国医学生，在1906年率先筹组了中国医药学会。留学欧美的西医师，则在1915年自行成立了更具影响力的中华医学会，并且开始出版双语的《中华医学杂志》。

基于遏制东北鼠疫的突破，这一小群华人医生开始为中国的西医发展构想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愿景，也为自己构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角色。

在《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刊号中，就刊出一张透露出强烈讯息的图像。右上方文字是：「中国的医疗工作就像一个小孩在与巨大的疾病搏斗。」在图像中央站着一个可怕的恶魔，挥舞着一条包含十五种传染病的锁链。旁边是一个代表「医疗组织」的小孩，举着一个玩具般的小棒子，上面写着「公共利益」。小孩将棒子挥向巨大的恶魔，但恶魔一出手就压制了他的头，手臂上写着「公众冷漠」。

恶魔拥有的武器包括了「无知」、「庸医」、「缺乏卫生」、「迷信」、「成药」与「贫穷」；由小孩代表的医学工作，却因「缺乏资金」与「缺乏体系」，而显得孱弱无力。根据这幅图像所揭示的新愿景，医疗工作的本质具有高度的社会性与集体性。归根究底，中国的医疗问题与可能的解方，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就看面对传染病时，公众是漠不关心还是强烈关切。此刻突破的关键就在于将医疗转为一个公共议题，或是如中华医学会的五大宗旨之一所言：「引起大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是以自从华人西医师集结组织中华医学会之始，公共卫生就是学会优先关注的议题。

中华医学会的会员转向公共卫生的过程，出人意外的迅速与平顺。中华医学会的领导者有许多人都不曾受过公共卫生训练，为什么会对公共卫生提供强烈而持续不断的支持？伍连德职业生涯的转变可以为此问题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线索。

1915年成立中华医学会之后，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共卫生的教学上，因为就形塑公卫专业与国家的命运而言，负责未来健康的医政官员，将会在中国拥有无人可比的影响力，就像其他地区的情形一样。」虽然伍连德看似在预言未来，但他其实是在向西医师们推荐自己刚开始担任的新角色，就是公卫官员一职。伍连德虽然谦称自己只是「把握」了满洲鼠疫带来的机会，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职涯进展将会打开全新的可能性。

除了公卫官员这项受人敬重的职务之外，还有一些原因促使中国的西医师强调公共卫生。1916 年中华医学会举办第一届大会，会长颜福庆在致词中强调，公共卫生是一个专属于华人西医师的领域，因为「我们的政府，不晓得该说是对是错，不太愿意将此特权赋予外籍西医师。事实上，他们已经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了许多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教育，但若是论及在我们的城市里负责执行公卫措施的卫生官员，那他们必须得是中国人。」

也正是因为考虑到国籍的问题，清廷才会在满洲鼠疫时急召伍连德提供协助。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民族主义与捍卫国家主权已蔚为风潮，强调公共卫生将有助于促成医学领导权由外籍传教士移转到华人西医师身上。